洛拉的证件照

在菲律宾老家时，我的父母感觉没必要遮掩他们对待洛拉的方式。到了美国，他们对洛拉的方式更加恶劣，但却要想方设法隐瞒这一切。家里有人做客时，我的父母尽量忽略洛拉的存在；如果有人问起来，就撒个谎然后迅速转移话题。我们在西雅图北城住了五年，对面有一家邻居姓密斯勒（Missler）。他们一家八口，个个精力充沛。从他们一家那里，我们了解到了芥末酱、钓鲑鱼、修草坪这些玩意。我们还学会了在电视上看橄榄球赛，并在看球赛时大喊大叫。洛拉在我们看球时会端出来食物和饮料，在我父母微笑着对她说谢谢后迅速消失。“你们藏在厨房里的那位小女士是谁啊？”密斯勒家的家长大吉姆（Big Jim）有一次问道。“老家来的亲戚，”父亲回答，“腼腆得很。”

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密斯勒家的比利（Billy Missler）并不相信我父母所说的。比利经常在我家待着，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个周末，所以他有机会窥见我们家的秘密。有一次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大喊大叫，他听到后一头闯进厨房去一探究竟，看到我妈妈气得满脸通红，对洛拉怒目相视，而洛拉则在墙角吓得发抖。我在比利后面几秒后赶到。比利脸上的表情夹杂着尴尬和困惑：这什么情况？我摆摆手，叫他把这些都忘掉。

我觉得比利很同情洛拉。他经常对洛拉的厨艺大加赞赏，逗洛拉开心地大笑，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开心。他在我家过夜时，洛拉会做比利最爱吃的菲律宾腌牛肉盖饭。洛拉最擅长通过饭菜来表达她的情感，做饭就是她无声的语言。从她的饭菜里我能够吃出来，她只是想把我们喂饱，还是想表达她对我们的爱意。

我有一次把洛拉称做远房阿姨，比利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他说她是我的祖母。

“这个，她算是两个都是吧。”我故弄玄虚道。

“她为什么一直在干活？”

“她喜欢干活。”我说。

“那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

“她听力不是很好……”

如果我说出真相，就会暴露了我们全家人。我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了，不断学习这里的道德标准，习俗，还有生存规则，不断努力融入这片新的土地。但是拥有一个奴隶与美国格格不入。拥有一个奴隶让我深切怀疑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到底来自怎样的地方，我们到底够不够格被接纳。我为此感到羞耻，包括我在这件事上不加阻止的做法。我难道不是也吃了她做的饭，穿了她洗完熨好挂在衣橱里的衣服？但是如果失去她，对我的生活的打击又太大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必须把洛拉当作秘密藏起来：洛拉的旅行文件在她抵达美国5年后，也就是1969年就过期了。她的护照是一种跟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挂钩的特别护照。在一连串和上级的争执与不睦后，父亲辞去了领事馆的工作，并且宣布他打算留在美国。他为自己的家人申请了永久居留权，但洛拉不符合申请标准。按理他应该把洛拉送回菲律宾。

1976年，洛拉51岁。她的母亲在几年之前去世；她的父亲几年之后去世。这两次她都急切地想回家。
洛拉的母亲佛米娜（Fermina）在1973年去世；她的父亲希拉里奥（Hilario）也在1979年离世。洛拉两次都急切地想要回家，但是我的父母两次都说“对不起”。没有钱，没有时间。孩子们需要她。我父母后来告诉我，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自己担心害怕。他们怕如果洛拉试图离境，政府肯定会查出她的非法身份，然后我的父母就会因此给自己惹上麻烦，甚至有可能被遣返。他们不能冒这个险。洛拉的移民身份变成了菲律宾人所说的“过一天算一天（tago nang tago）”，或者简称TNT，基本就是“在逃”的意思。她一直是TNT的身份，接近20年。

在她的母亲然后是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洛拉都是郁郁寡欢，闷不做声。我的父母辱骂她时，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但父母并没有因此少辱骂她。洛拉闷头干活，一声不吭。

我父亲辞职之后，我们家陷入了混乱。钱变紧张了，父母也开始吵架。我们一再地搬家——从西雅图到檀香山，再回到西雅图，然后是东南布朗克斯，最终搬到了俄勒冈州的乌马提拉（Umatilla），这是一个长途货车歇脚补给的小镇，只有750居民。在这段搬来搬去的日子里，妈妈经常日夜工作，开始是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而爸爸时常几天消失不见，干着一些零工并且（我们后来才知道）和女人鬼混以及不知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一次，他回家告诉我们他玩21点时输掉了我们崭新的客货两用轿车。

那时经常一连好多天，洛拉是家里唯一的成年人。她非常了解我们的生活细节，而我父母从来没有心力来关心这些琐事。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她听我们谈论学校、女孩子、男孩子以及各种我们脑子里蹦出来的东西。仅仅凭着她无意中听到的对话，洛拉能列出我从六年级到高中喜欢过的每个女孩的名字。

洛拉与作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我十五岁时，爸爸永远离开了家。当时我还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我的爸爸丢下了我们这些孩子，在25年的婚姻之后抛弃了妈妈。妈妈直到一年之后才拿到行医执照，而她的专业内科也挣不了多少钱。爸爸从没给过抚养费，所以钱一直都很紧张。

听到妈妈的抽泣，我赶到客厅看到她瘫软在洛拉的臂膀中。洛拉轻声安慰她，就像她在我和我兄弟姐妹年幼时那样。

我妈妈白天能够打起精神去上班，但到了晚上常常陷入自怨和绝望中不能自拔。洛拉成了那段时间她的主要精神支柱和安慰来源。当妈妈因为琐事责骂洛拉时，洛拉对她却更照料入微——给她做她最喜欢的饭菜，特别仔细地清理她的卧室。我常常在深夜发现她俩坐在厨房台子边上，抱怨爸爸，发泄她们的不满，有时候一起坏笑，有时候对他的劣迹两个人都怒不可遏。她们很少注意到孩子们的来来往往。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妈妈的抽泣，我赶到客厅看到她瘫软在洛拉的臂膀中。洛拉轻声安慰她，就像她在我和我兄弟姐妹年幼时那样。我呆了一会儿就回房间了，既为妈妈担心害怕，也对洛拉肃然起敬。

杜子在哼歌。我打了个小盹，大约一分钟的样子，醒来听到他欢乐的旋律。“还有两个钟头，”他说。我检查了一下身旁手提袋，塑料盒还在那里，然后抬头看着眼前展开的公路。麦克阿瑟高速公路。我瞅了一眼时间。“嗨，两个小时之前你就说还有两个小时，”我说。杜子只管哼他的歌。

他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这点让我可以松口气，一路上我自己已是心事重重：我并不比我的父母强多少。我本可以做多一点让洛拉成为自由人，改善她的生活。我为什么没这么做？也许我当年可以告发我的父母，但那会在一瞬间摧毁我们家。我和兄弟姐妹们都没有这样做，反而是隐瞒了实情。我们家没有瞬间毁灭，却慢慢地分崩离析了。

杜子和我穿过美丽的田原。没有旅行画册里那么好看，但却真实而生动；与城市相比，有着一种优雅的空旷。两边是与公路平行的山脉，西边是三描礼士（Zambales）山脉，东边是马德雷（Sierra Madre）山脉。从西往东，山脊之间，我能看到每一个层次的绿色，直到接近黑色的深绿。

杜子指着远方一段模糊的轮廓。那是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我在1991年来过这里，报道它喷发后的景象。那次火山大爆发在二十世纪的火山爆发中排名第二。被称为“lahars”的火山泥流持续流淌了十多年，吞没了古老的村庄，填满了河流和峡谷，荡平了整个生态系统。火山泥浆流到塔里克省的丘地，那里是洛拉的父母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是她和我母亲曾经一起居住过的地方。我们的家庭历史记录已经大部分都在战争和洪水中丢失了，现在剩下的那部分被埋在20英尺厚的火山泥之下。

这里的生活经常被灾难光顾。杀人的台风每年会来好几次。土匪的叛乱没停止过。沉睡的大山有一天决定醒来。菲律宾不像中国或巴西那样有广袤的大地足以吸收这些创伤。菲律宾是一个海洋里散乱礁石上的国度。当灾难来临，它会沉沦。之后它又重新升起，生命继续，并可以向世人展现像杜子和我刚才开车经过的那种美景。它在艰难后仍然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让它美丽。

玛雅托的稻田，距洛拉出生地不远。

我父母分开几年之后，我母亲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伊凡（Ivan）的克罗地亚移民，然后她就再婚了。她要求洛拉对她的新任丈夫也同样忠诚。伊凡高中都没有毕业，结过四次婚，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赌徒，很享受我母亲的供养和洛拉的照顾。

伊凡的出现让我看到了洛拉身上我从未见识过的一面。他和我母亲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稳定，钱是他们两人最大的矛盾，尤其是他乱花我母亲挣来的钱。有一次他们吵架，我妈妈在哭泣，伊凡在吼叫，洛拉走了过去，站在他们俩中间。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伊凡，严肃地叫他的名字。他看了一眼洛拉，眨眨眼坐下了。

我妹妹印德埃和我震服得五体投地。伊凡是个大约250磅的大块头，说起话来墙壁都会随着他的声音而颤抖。洛拉一声就让他规矩了。这样的事情我还见过好几次。不过，大多数时候，洛拉还是伺候着伊凡，从来不去问为什么，就像妈妈要求她的那样。看着洛拉顺服地委身人下让我很难受，尤其是像伊凡这样的人。不过让我和妈妈彻底闹翻的却是件平常琐事。

洛拉每次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容易发火。她不想应对由此带来的麻烦和花费，就责骂洛拉，要么说她装病，要么说她自己照管不好自己。1970年代末，洛拉的牙齿开始松动脱落，我妈妈就选择了她的第二种说辞。其实洛拉已经有几个月都在说自己的嘴疼了。

“谁让你不好好刷牙？”妈妈对她说。

我说洛拉需要去看牙医。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从来没有看过牙医。我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读大学，经常回家，每次回家我都会提出来带洛拉去看牙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洛拉每天都吃阿司匹林止痛，她的牙看上去就像是倒塌的巨石阵。一天晚上，当我看到她用还残存几颗好牙的一侧嚼面包的时候，我爆发了。

妈妈和我吵到深夜，两人说到动情处都掉了泪。她说她过够了这种呕心沥血工作养家的日子，也受够了她的子女每次有矛盾都站在洛拉一边，她说她从开始就不想要洛拉，为什么我们不带走这个该死的洛拉，她对天发誓说她真希望从来没生下我这样傲慢的假装高尚的伪君子。

我仔细琢磨她的话。然后我开始回击她，说她自己更应该知道什么是虚情假意，她一生都摘不下脸上的面具。如果她能别再自怜自艾，哪怕就一分钟，她就能够看到洛拉根本都无法吃东西了，因为她的牙齿一颗一颗都烂掉了。难道她就不能这么一次把洛拉当人看，而不只是一个伺候自己的奴隶？

“奴隶，”妈妈说，掂量着这个词。“一个奴隶？”

那天晚上的争吵以此告终：妈妈声称我永远不可能理解她和洛拉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她的声音是如此的低沉沙哑，饱含痛苦，即使是在多年之后我回想起来，仍然像是被人在心口打了一拳。憎恨自己的母亲是很可悲的事情，而那天晚上我对我母亲真是恨。她的眼神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她也恨我。

这场争吵让我妈妈更加确认洛拉把她的孩子都偷走了，并由此产生了极端的的恐惧，然后她就开始报复洛拉。妈妈变本加厉地使唤她。跟洛拉说“我想你现在高兴了吧，你的孩子憎恨我，”希望用这样的话来折磨洛拉。当我们帮洛拉做点家务活的时候，妈妈就会怒火中烧。“你现在睡觉去吧，洛拉，”她讽刺地说。“你太辛苦了。你的孩子担心你了。”之后她会把洛拉叫到卧室谈话，然后洛拉会肿着眼睛出来。

洛拉终于忍不住了，求我们不要再帮她了。

你为什么要留在这儿？我们问。

“谁来做饭？”她说。我觉得她是在说，谁会做那些所有的需要人做的事情？谁来照顾我们？谁来照顾妈妈？另一次我们又问她，她回答说，“我能去哪里？”这让我觉得是更接近真实情况的回答。我们一阵狂跑来到美国试图立足，等我们能喘口气的时候十年都过去了。一转身，另一个十年又快过完了。洛拉的头发变灰白了。她听说家乡的亲戚因为没能收到她答应寄回去的钱而疑惑她遭遇了什么。她觉得没脸回家。

她在美国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法四处走动。电话让她迷惑。任何机械的东西，比如自动取款机，对讲系统，自动售货机，任何带键盘的东西，都让她不知所措。面对讲话快的人，她会张口结舌，她自己磕磕巴巴的英语也让对方听不懂。没人帮忙的话，她不会预约时间，安排旅行，填表，或者订餐。

洛拉与作者五兄妹

我给洛拉办了一张连到我的银行帐号的自动取款卡，教她如何使用。第一次她成功了，但第二次用时她却慌乱了，以后她再没试过。她还是把卡留着，当作是我给她的礼物。

我也试着教她开车。她摆手表示不愿意，但我抱起她，把她搁在了驾驶座上，我们两人都笑了。我花了二十分钟给她讲解各种操控装置。她的眼神从兴致勃勃变成了恐惧。然后我转动钥匙点火，仪表盘亮起来，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话她就已经下车回到了屋里。我后来又尝试了几次都无功而返。

我本以为学会开车能够改变她的生活。她可以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妈妈让她再无法忍受时，她可以自己开车走，永远离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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