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後期的某天，我在马尼拉搭乘一辆计程车，司机是一位彬彬有礼的老人家，瘦瘦的身材，其貌不扬，但一说话便会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标准的语法，显露出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菲律宾人。

　　刚上车坐稳，他便随口问道：“台湾人？还是韩国人？”

　　我答道：“我是中国人。”

　　“中国大陆？”

　　待我确认後，他紧接着又问我一个问题，“那麽，你认为，是民主制度好，还是共产制度好？”

　　这是很多菲律宾知识分子爱问我的问题，我原来就不习惯他们把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共产制度”，每次都要解释说，共产制度是一种理想，中国大陆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制度阶段，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後来发现他们既听不进去我的解释，也闹不明白，他们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用自己被洗脑的思维方式嘲笑他们自以为是的“共产制度”而已。

　　我沉吟片刻， 回答这位司机：“如果你想要赚钱富有，过人上人的生活，民主制度不错；但如果你想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道德风气，共产制度比较好。“

　　司机听我这麽一说，立刻迫不及待地附和道：“太对了”，然後他大谈共产主义思想，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谈到1968年创建菲律宾共产党的扶西·马利亚·西顺。

　　原来这位司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是菲律宾大学的学生，西顺当时是他们的政治学教授，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就是那时培植的。

　　“你知道埃某某吗？“他问我，看他的表情和语调，彷佛这个埃某某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可惜我一无所知。

　　他说埃某某是他的同学，六十年代曾率5名菲律宾青年，在马尼拉劫持了一架向南飞往纳卯(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家乡)的国内航班，强迫机长掉头北向飞往北京，投奔新中国，获得政治避难待遇，并在中国居住下来，娶了中国姑娘做妻子。

　　很遗憾，这位司机感叹说，他当时差点儿就随他们一起劫机了，但因为担心走漏风声，在最後时刻退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後期，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突然在菲律宾南部活跃起来，频繁从事绑架活动，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於是我问他：“菲共会不会从事绑架活动？”

　　“是那种索要赎金的绑架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我们不绑架，但我们索要革命税”，他说。

　　“那如果别人不愿给呢？”我问。

　　“如果不给我们就杀人，或者放炸弹。”他告诉我，他们会先去了解一些大公司的财务状况，然後再酌情索要革命税，绝大多数的情况都会付钱。当然这些大公司付钱之前都守口如瓶，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司机告诉我，他曾在山上战斗11年，因年老和家庭的需要不得不告老还乡。

　　我问他山上生活怎麽样，苦不苦？他说不苦，生活简单，自己种地，而且充满理想。

　　“你知道吗？我一共被捕三次，逃狱两次，最後一次没有逃狱成功，被判五年徒刑，後来我服刑满三年，提前获释。”他回忆说。

　　“你被捕之後受过折磨和拷打吗？”我好奇地问他。

　　“当然受过，你看，”他张开嘴，露出门前整齐的四颗牙齿，“这些全是假牙。他们一拳打来，我的牙齿和血就喷了出来。”

　　“你们如果逮到政府军人，会不会也一样折磨和拷打他们？”

　　“我们通常不拷打，如果他们不提供情报或者提供的是假情报的话，就杀了他们。”

　　“为什麽你们不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呢？”我想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宣传威力及成功之路。

　　“你知道这些军人因为是在政府的军校中受的教育，要他们改变思想很难。他们一般为了活命，都会假装同意你的话，但回到军队之後，还是会拿起武器回头杀我们。所以没有用，最好是杀了他们。

　　一直以为菲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没曾想这位已经退出革命道路的菲共成员依然坚守其信仰，并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

　　同时我也对他们近乎残酷的斗争方式而感叹。

　　临下车时，我问他的名字，看到他犹疑的样子，马上明白了。

　　“不要紧，我不问了。”

　　他听後立即放松下来，笑着说：“希望你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