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着商报长大的。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刚结束，六十年代过了一年。寄居在千岛之国的极南端，那时称之为花的城市。

    每天除了上学念书，放假时在寄居的亲戚店里帮忙，闲暇时向学校图书馆借些自己喜欢的书，是书与商报陪着我成长。

    记得好像是一九六一年吧，我写了篇习作，投到了商报周刊中，被发表出来，那时的喜悦非笔墨所形容。

　　後来接二连三地写，投。一直到老之将至，还是热衷於斯。

　　我喜欢读商报，那是因为他们秉承着一份执着刚正不阿，不党不私的商报精神。一百年前创立至今，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办报初心。

　　百年前他们创报的第一位编辑于以同烈士，铮铮铁骨，赤胆丹心，明知不与凶残的日寇合作的後果，他还是视死如归，绝不与鬼子同污合流，最後被日本鬼子杀害。

　　文天祥说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尽，读圣贤书所为何各，而今而後，庶几无愧。”

　　于以同烈士的二个儿子于长城丶于长庚兄弟，被宵小陷害遣配到台湾坐冤狱。

　　父子二代三人都为了商报付出惨重的代价。

　　六十年代初，白色恐怖虽已稍为缓和。侨界有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莫须有罪名构陷无辜，于氏兄弟是典型的例子。

　　如今从华侨商报改为《商报》，百年来的沧桑，有目共睹。

　　记得一九八五年新潮文艺社做为菲华第一个文艺团体访华，同行的有陈思丶江一龙丶莫奇丶郑朝晖丶柯清淡丶高月儿与笔者。

　　那时的我才三十几岁，从华北一直到华南，最後好像在厦门，我们一行人拜访在厦门工作的於长城先生，他们兄弟已冤狱释放。我怀着拜见一位伟人的心情与他见了面。那时谈些什麽早已忘得一乾二净。

　　报人应有报人的骨气，不应见利忘义。于氏兄弟是真正的报人，他们应该於报人史册上，就像他们的父亲于以同烈士一样永垂不朽。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