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民意产生了负面的塑造作用，愤恨丶敌视情绪迅速扩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以来最为消极的评价，2017年这方面的比例为47%。此次调查中，还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哈里斯民调中心4月在全美开展的调查中，90%的共和党人丶67%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的扩散负责，66%的共和党人丶38%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国内虽然没有民调机构进行此类调查，但从网络空间的大量评论和媒体声调看，民众对美国朝野疑华反华言行十分反感，负面情绪和不信任感也达到了建交以来的高点。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方针”)。该报告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向国会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藉机强化竞争。“战略方针”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为阐述对华战略的关键词。

　　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被称为“里根主义”。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中，美国处境并不十分有利，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丶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丶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有学者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丶维护权力丶捍卫霸权。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而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如果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过程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麽前半个180度的“圆”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划定了，也即美国朝野丶府学各界基本形成必须调整对华战略的共识。但是对於後半个180度的“圆”怎麽划，也即究竟应该形成什麽样的对华新战略才是有效的，则一度缺乏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丶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必要接触和合作的呼声，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叫嚣。2019年以来美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碰撞明显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美方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後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战。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战转向舆论战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他领域的竞争。

　　贸易战恶化的势头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後基本得到控制，科技战则难以速战速决。在安全领域，美军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够威慑，而非主动进攻。而在舆论战方面，美方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於相对隔离状态，关於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

　　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丶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後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战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换言之，就是改变中国的“人设”，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也是不断给苏联贴标签，从道义的角度将对手放到让公众认为无法相容的对立位置上。

　　三是经济丶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3.3%。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其中在疫情高发的4月和5月，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45.8%，而开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达11620亿美元。预计2020丶202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萎缩6.5%，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美国本年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丶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推出约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也计划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内不变，直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种无底洞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直升机撒钱措施，不仅抬高债务率和赤字率，也会刺激高杠杆投机和流动性泛滥，埋下市场隐患。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美国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甚至长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丶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丶重定标准丶重立区域贸易集团丶改造国际机制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美方少数政客主张利用金融霸权压制中国，尽管滥用金融工具会对美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造成伤害，但已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不过，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调整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许多外资企业把本地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对象，在没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离开中国。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方在战略丶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藉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丶台海丶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丶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於，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丶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