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到达现在的菲律滨之前，与中国的贸易在公元十世纪甚至早在公元二世纪就很繁荣。文物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中国人，还有宋朝和明朝时期。这也许是由於两个民族，即西班牙化前的菲律滨人和中国人的功劳，两国关系受到外交保护，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来不会受到冲突的影响——也许除了当地部落之间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历史记录还显示，部落首领经常访问中国首都，也许是为了向中国皇帝致敬。
直到我们被殖民以後，社会结构才按照种族划分。土着人被分为印地安人，一种有点贬义的称呼；混血菲律滨人；岛上人，出生在岛上的西班牙人；半岛人，出生在西班牙的西班牙人。中国人属於他们自己的一个种族，被称为“常来”(Sangley，商人或移民)或因叔(Intsik，尊贵的叔叔)，那些通婚的人被称为华人出世仔(Mestizo de Sangley)，一开始并无贬义，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带有种族色彩。
1500年代的八连(Parian)
第一次真正公开的种族主义行为是在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华侨被强行迁移到王城(Intramuros)外面，并被分配到贫民窟一样的地方。这些市场在一段时间後成为繁荣的华人市场，这就是岷伦洛(Binondo)丶中路(Tondo)和眉眉(Baybay)等区的前身。天黑後，除了西班牙家庭的家政人员和其他特殊职业的人(厨师丶面包师等)，居民不允许进入大门。目的就是不让华人同化。
历史记录显示，华侨菜仔店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到1000家左右。即使在劳工方面，他们也提供重要的服务“如园丁丶木匠丶面包师丶屠夫丶油漆工丶铁匠和金匠，或生产砖头和石灰”，为“代理人丶地主丶商人丶官僚或教会当局”工作。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前曾涉足白银交易，转而放贷，实际上是资本商人投资於帆船贸易(往返於墨西哥的一整年的航线)。
回想起来，西班牙殖民者强加给华侨/因叔的歧视变得更加顽固，他们播下了後来演变成典型的隔离式的中国商业习俗的种子，就是更多勤劳的人只跟自己人和他们紧密团结的族亲往来。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悲哀的插曲，在这几十年里，“两万三千名华侨被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因为他们人数变得太多也太富有了。”
这一点相较於1965-1966年在印尼发生的排华大屠杀就黯然失色了，当时印尼共产党(PKI)大约有50万华人支持者在一次类似苏卡诺总统亲自鼓动的政变中丧生。印尼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学家也把这归因於印尼华人的成功助长了广泛的不信任和种族主义。
华人混血儿(Mestizo de Sangley)的崛起，菜仔店(Sari-Sari Stores)
一直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不起眼的菜仔店是本地人的原创发明。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在西班牙殖民初期，华人就已经在当地的商业舞台上兴盛起来。他们搬迁到八连就是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了，迫使有进取心的因叔在路边摆摊叫卖他们的商品，即使在白天，他们被允许进入城墙内。但是，有助於推动菲岛商业繁荣的现像是後来通过异族通婚出现的混血儿。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夫妇不被允许拥有土地，但他们的土着妻子可以。他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经济从农业变成了轻工业。他们比大多数土着人更富有，他们有机会接受教 育和出国旅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有助於确立菲律滨的国家地位和正在形成的自我认同的概念。我们的革命英雄先贤有着中国血统，或者是华人混血儿——其中就有黎刹(Rizal)丶文尼法寿(Bonifacio)丶马米尼(Mabini)和德尔·皮拉尔(del Pilar)等。
尽管种族主义对丰富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内心却一直在沸腾。而这一点在东南亚也得到了复制，在那里，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定居下来，并比当地人更加成功。
美国世纪给中国人带来了种族主义的文化包袱。这也是他们在加州淘金热矿场和西部大开发中的经历，当时中国移民需要在铁路建设中做些卑微的工作。
不像华人混血儿们不情愿地慢慢被同化，因中国内战而从福建和邻近省份涌入的华人移民潮就没有了。由於无法将这些移民与在商业上占主导地位的华裔菲人(Tsinoy)区别开来，政府通过了一项“零售商菲化法”，禁止华侨菜仔店老板将自己的生意转给子女，导致许多人放弃了菜仔店，促进了固定的通婚，也许还催生了门面人物和傀儡制度。因此，通过归化或其他方式获得菲律滨公民身份成为当务之急，在政府中造成官僚腐败和丑闻，特别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
菲律滨工业化
这被证明是因祸得福。商人活动的减少，打破了他们与菜仔店丶贩卖商品和农产品等的联系，促使华裔菲人和其他华侨商人冒着风险，转向其他谋生方式，从传统的糖和烟草加工转变为制造业丶农产企业和出口。
从以西班牙和欧洲为主的银行融资受到限制。通过他们古老的宗族网络，信任和传统的家庭关系比正式的书面合同更为重要，这使得他们获得信贷成为可能。事实上，这种儒家精神给了华裔菲人最大的优势。他们的话是他们的保证和声誉，是他们的抵押品。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利润被节俭地投入当地经济，而不是藏在国外。
因此，最初的大班们的出现，是在逆境丶贫困和潜在种族主义的磨难中诞生的，但却被儒家价值观强化了。来自厦门的施至成(Henry Sy)和他的父亲一起创办了一家菜仔店，把这家店改造成了全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吴奕辉(John Gokongwei Jr。)出生於福建一个富有的家庭，但後来变得一贫如洗，他作为宿务商人奋力拚搏，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顶峰控股(JG Summit Holdings)。同样来自厦门的陈永栽(Lucio Tan)是一名工厂工人，他建立了一家烟草公司，将其打造成一个“菸酒丶航空丶银行和房地产”帝国。其他的大班们也同样不同凡响地出现在他们自己的身上，郑少坚(George Ty)丶蔡启文(Ramon Ang)丶吴聪满(Andrew Tan)和陈觉中(Tony Tan Caktiong)完成了最富有的菲华人的名单。
他们是大班，他们是菲华寡头的核心，他们控制着商业，推动着经济。根据定义，控制经济的人控制着政治权力的杠杆。是吗？他们是为国家利益的工具，还是只为家族和宗族服务的工具。在这个政治领导层无耻地调情丶现在危险地被习近平搂在怀中的政权里，我们在未来几年里会在哪里找到自己。在菲语里是“Saan tayo pupulutin！”(译自《马尼拉时报》Lito Monico C. Lorenzana专栏，三部中的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