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奎松市政广场。

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车斗里全是塑料椅子，红的、蓝的、绿的，堆得像小山。

工人们赤脚跳下车，哗啦一声，把椅子往地上倒。

几十个年轻人迅速把它们摆成阵，整齐得像方阵。

到中午，人潮涌进来。候选人站在舞台上挥手，下面几千把椅子东倒西歪。

下午三点，太阳火辣，人群散去。坏掉的、裂开的丢在一边，能用的重新装车，驶向下一个镇。

婚礼、葬礼、节庆、选举。

在菲律宾，公共生活的底座不是水泥，是一把把塑料椅子。

这些椅子从哪儿来？

答案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几家本土厂商抓住了一个最简单、却最庞大的需求——便宜、轻便、能堆叠的塑料。

1980 年代，Orocan 出现。

创始人Ko Hu Que（音译：柯胡奎，非官方中文名），此后由 Ramon Go长期出任总经理/总裁。先从水桶、脸盆做起：铁桶会锈、木桶会裂，而塑料轻、耐用、好清洗。乡下厨房里，一只 Orocan 水桶能用好多年；脸盆、饭盒一上线，像一场小革命。

1984 年前后，Orocan 真正把塑料带进了菲律宾人的日常生活。

1988 年，Cofta 登场。

（创办人公开资料未披露）公司把单体注塑（Monobloc）椅推向市场——整把椅子一次成型，几十比索就能买到：比木椅便宜、比铁椅轻，潮湿天也不怕发霉。婚礼能摆三百张，选举能摆上千张，Monobloc从此成了菲律宾公共活动的“通用部件”。Cofta 也由此被视为菲律宾 Monobloc先驱、注塑产能最大的厂商之一

1993 年，Uratex 加入战场。

创办人 Robert G. Cheng（中文常见音译：罗伯特·程，官方未公布中文写法）与 Natividad Y. Cheng 夫妇，原本做床垫与泡棉，随后跨到 Monoblock 系列。

接着那句广告打遍全国——“Bawal ang Marupok（拒绝脆弱）”：塑料不再等于一次性，而是可承重 200 公斤的耐用之物。

1998 年，政府落锤立规，实施质量规范，之后几次强化强制认证。

至此，塑料家具真正坐稳了“国民家当”的位置。

几十年过去，塑料制品已经深入菲律宾人的日常。

今天的菲律宾，人均每千人消费239件塑料家具，比全球平均的130件还多 。2013–2024年，人均消费量年均增速8.4%，东南亚第二快，仅次于马来西亚。

整个塑料市场2024年价值19.29亿美元，其中包装占一半，但家具和日用品依旧撑起数亿美元规模  。

对比菲律宾整体家具市场的40.6亿美元体量 ，塑料椅、塑料柜、塑料桌牢牢占住最庞大的“基础层”。

更不用说塑料脸盆，水桶，饭盒，水壶，衣架....

傍晚的夜市，一张塑料桌、几把塑料椅，就是一间小餐馆。

奎松市的公寓里，年轻人用Orocan的塑料柜堆满衣服，搬家时两个人抬着走。

礼拜天的教堂里，白椅子一排排摆开，弥撒结束后，再叠回角落。

当然，也有人专门做椅子桌子出租的生意，一次运一大卡车。

旺季一到——选举、开学、圣周、圣诞——批发商的仓库全线加价，货架被搬空。

塑料的爆发，几乎就是菲律宾现代生活的缩影。

台面上是三家在分工：

Cofta：Monobloc先驱，全国最大注塑厂之一，吃下政府、学校、租椅商的团体订单。

Orocan：塑料家当之王，从水桶到抽屉柜，几乎覆盖每个家庭。1997 年的 “Caha de Oro” 抽屉柜大卖，让它家喻户晓。

Uratex Monoblock：品质标杆，靠认证和广告语“拒绝脆弱”，把耐用和品牌信任卖成溢价。

Cofta 把“场景”握在手里，Orocan 占住“日常”，Uratex 拿下“品质”。

而 Sentinel、Zooey 等品牌，还在边角市场活动，撼不动格局。

可这门生意，并不好做。

原料贵。树脂依赖进口，价格跟着国际油市波动。2022年起，政府对进口高密度聚乙烯加征保障税，每吨1271披索，外加10%关税 。这让本来就薄的利润雪上加霜。

电价高。菲律宾工业电价比周边国家贵38–67% 。注塑机24小时开机，电费账单比利润单还厚。2020–2023年，二十多家中国厂考察菲律宾，因电价太高，最后只落了一家 。

进口冲击。2024年，菲律宾进口了2900万件塑料家具 。十年间增长近十倍，年均增速24%。进口单价只有1.5美元一件 ，本地厂根本拼不过。

物流难。群岛运输成本高，跨岛的运费能吞掉一半毛利。对一些小厂来说，宁愿放弃南部市场，也不愿赔本运货。

环保压顶。菲律宾每年丢出270万吨塑料垃圾，20%进了海里 。马尼拉湾退潮时，沙滩上插着断腿的塑料椅，像一排排墓碑。坏了就扔，没人收。

午夜的啤酒摊，客人散了，塑料椅横七竖八。

老板打着呵欠，一把把扶起来，叠在一起，推进铁卷门里。

啪嗒一声，黑暗里，只剩下塑料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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