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说支持环保、支持全球化、支持个人自由的话，做支持环保、支持全球化、支持个人自由的事，为什么他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个自私的人？

而一个人说自私的话、做自私的事，反而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英雄？

“听其言，观其行”——这个中国人从小信奉的标准，好像突然就不灵了。

这个问题，在去年我移居菲律宾前，变成了一个更大，也更现实的困惑：我既不知道菲律宾人会如何对待我，更加不知道的是，我该如何对待他们？

带着某种复杂而不安的情绪，我抵达马尼拉。

入境时，工作人员问：“你们是受邀官方访问菲律宾吗？”问这话时，他眼里有光。一种什么光呢？期待的、开放的、自豪的光。仿佛很希望被世界看见，充满朝气。没有我想象中的盘问、敌意、或是刁难，我也不自觉地说了些“好话”。

几乎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像个和大人一起看电视剧的孩子一样，着急地追问着：“这好人坏人啊？”

还是在海关，今年我带着半岁的儿子再次入境。工作人员笑盈盈地逗他玩，奈何孩子困倦至极，哇地一声大哭。那位原本咧嘴大笑的海关立刻变得慌张无措，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竟忍不住安慰起他来。

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超大的商业综合体，楼与楼中间有公园和咖啡厅，草坪里还有一座教堂。每个角落都有志愿者放置的猫粮和水碗，是为野猫准备的。这里的野猫毛色干净、神态安然。连爱马仕门口都不例外地不时蹲坐一两只。每天傍晚，我可以看到附近下班的人在花坛旁闲坐，一边聊天一边撸猫。这里的日常，似乎与这个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无异。

刚来时，我请小时工帮忙打扫待入住的房子。她打扫完站在门口，双肩包放一边等我结账。我给完钱，她没走，后来我才知道，她在等我查包。

另一位小时工，信息里问我什么时候来，我说我周日再通知你。我看到她立刻已读，但接着显示“输入中”持续了十分钟，最后她说：“对不起，我周日不能来，我要去教堂。”她应该是以为我让她周日来打扫。但在十分钟的信仰与钱包的拔河中，最后，她选择了上帝。

朋友有位助理，负责扛器材，热带国家的天气可想而知。这位助理每次来工作都带三件衣服，每隔三小时换一件，绝不让朋友闻到汗味。司机也是，工资不高，但上班永远干净整洁。我还挺惊讶的，按照我的理解，人的卫生素质是跟经济基础相关的，但他们好像真的长了某种专为服务而生的体质。

抵菲还不足一周时，有天拿到一件总统府售卖的纪念品夹克，袋子上明晃晃印着四个中国字：精品男装。我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举着那件衣服，问：“他们都不换个包装吗？”真是……毫不避讳。

问总统府官员可以去贫民窟拍照吗，对方说：“那要找个人陪你去，安全一些。”我听人讲起这件事，笑着评价：“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难道不是‘我们没有贫民窟’吗？”

有一天说是法定假日，叫“英雄日”，我追问是为了纪念哪位英雄。得到的回答是：“以前拟定过，后来有人不同意那位是英雄，就算了。现在只说英雄日、放假，但不说纪念哪位英雄。”

就是在这样有时温暖，有时诧异，有时又有点荒诞的的日常中，我逐渐不再想“他们怎么看我”，也不再担心“我该怎么看他们”，更不再急于追问好人还是坏人。

我想美国印第安纳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说得对：

“当我看到一只鸟，它走路像鸭子、游泳像鸭子、叫声像鸭子，我就称其为鸭子。”

所以，当我看到一个人，如果他说话像正常人、做事像正常人、待我像正常人，那我就当他是正常人。

也许，这是我小小的，在这错乱的时代和不安的异乡中，所谓的“处世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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