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1971年，朱子昭绑着充气卡车内胎蹈海偷渡香港。粤语中“大圈仔”一词的起源，其中一种说法就出自轮胎。香港人将卡车轮胎称为“大圈”，于是那个时代绑着汽车轮胎跳进波涛汹涌的大鹏湾前往香港求生的内地偷渡客，就被自然而然的称为“大圈仔”。

另一种解释是这样子。“大圈”是广州的另一种说法，“广”可以引申成“大”，“州”可以用“圈”来代表，所以，就称之为“大圈”。那个时代逃亡到香港的内地人，很多人没有求生技能，只能像朱子昭一样干起来见不得光的买卖。久而久之，不少人被送进了监狱。这些内地人囚犯被关进监狱后，面对本地人的欺辱，不得不抱团取暖，形成了自己的监狱帮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广州，于是其他囚犯就将他们的帮派称为“大圈”，而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则被会统称为“大圈仔”。慢慢地这个词就从监狱传播到了社会上流传开来。

在2000年代以前，“大圈仔”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仅仅限于称呼来自内地的犯罪团伙分子，而是扩展成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蔑称。在《省港旗兵》系列这样描绘“大圈仔”电影流行，这个词广泛传播于整个华人世界中。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些年以来香港的衰落——现在的人们嘲笑着把香港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香港人再也没有底气轻视内地人，于是“大圈仔”这个词才慢慢退出口语，成了历史词汇。

《省港旗兵》剧照

港片《省港旗兵》由洪金宝、麦当雄监制，麦当雄导演，陈欣健编剧，陈会毅和洪家班任动作设计，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佳作。1984年，电影上映，仅仅在香港就获得了千万港币票房， 40年前的千万拿到现在肯定是亿级的。麦当雄凭此片夺得金马奖最佳导演，还荣获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佳剪接等奖项。2005年，该片还被金像奖列入最佳华语片一百部中，名列第六位。

《省港旗兵》编剧，陈欣健说：“除主角林威是邵氏演员外，其他大部分演员都是真实的大圈仔！佢哋拍拍下会去做世界，有个后来死咗！”其实出生自山东烟台的林威，1978年才去的香港，广义上来说的话也是大圈仔。

让我们从南通银行运钞车劫案说起。

1980年10月18日早上10时，南通银行接获葡京娱乐场账房的提款电话，要求150万元千元面额港币，10万元五十元面额港币，10万元五十元面额澳门币。该行出纳主任罗富经曾在东江打过游击战，有枪牌，带领出纳员禤志德、李少琼，由司机欧志成驾吉普车，解款往葡京娱乐场。

运钞车驶抵葡京酒店，由面向工人球场的娱乐场新翼，与第四期扩建工程建筑地盘之间横巷口，倒后驶进巷内。罗富经解款到账房完成交收，账房将158万元现款，100万元支票交罗富经解返南通银行。

罗富经四人登车离去时，4名持枪劫匪冲出横巷，威逼控制4人。行在前面的罗富经，自腰间拔出零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试图反击，遭劫匪周铁生连开四枪，击中右臂、胸、腹等处，当场殉职。在罗富经身后的禤志德，左臂中一枪，子弹穿过左臂进入左胸，血如泉涌，不支倒地。劫匪迅速抢去装有巨款的三个帆布袋，逃至贾罗布博士大马路，登上一辆接应客货车向松山方向逃去。

1981年7月，澳门法院通缉七名与案有关男子：朱子超（即朱子昭在香港使用的名字）、蒋体美、周铁生、冯志业、麦志成、邹伟安、黎顺厚。

澳门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知会香港警方协助追查，1981年7月24日，不在通缉名单上的李国强，在旺角深圳街新泰大厦八楼被香港警方拘捕。李国强（时年33岁），广东南海人，9年前偷渡到香港做苦力，曾因行劫金钱罪名被判入狱。1981年7月25日，李国强被解到南九龙法庭办理引渡手续，10月19日，李国强由香港解回澳门受审。

1982年11月15日，澳门法院根据李国强供辞，裁定7名被告谋杀及行劫罪名成立。7人被控谋杀南通银行出纳主任罗富经，劫去港币141.61495元。法官判刑时指出，7被告械劫巨款外，还枪杀罗富经，行为无人性，由于各人犯罪情况不同，刑期亦有不同。唯一落网的李国强判囚23年，缺席受审的被告，主谋朱子超判囚25年。冯志业、麦志成、邹伟安、黎顺厚判24年，蒋体美、周铁生判囚23年。七人需赔偿死者罗富经家人五万元。

不久之后，周铁生、蒋体美在广州被公安局拘捕。周铁生是广州中山大学一位教授的儿子，1971年由内地偷渡到香港。他以为在澳门犯案，逃返回内地就无法追究，不过，南通银行是国家驻澳门的银行，他们被以危害中国驻外机构利益罪名起诉。

1983年8月16日，周铁生（时年34岁）在珠海法院被判处死刑，蒋体美（时年35岁）1972年由内地偷渡到香港，由于坦白认罪，退回赃款，被判囚15年。两人曾上诉，但被驳回。

1983年10月19日上午10点。广州一级人民法院将周铁生及蒋体美押到珠海，委托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柯正平，南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车培钦，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饶不辱、傅开源、李瑞怡、刘荣新、毕绮汶等出席宣判大会。

周铁生在香洲流动渔民大会堂听判，之后背后插上靶签，押上卡车到刑场枪决，罗富经的遗属前往刑场，亲睹仇人伏法。

1983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导：“抢劫我南通银行巨款，开枪杀死银行出纳的罪犯周铁生，今天在珠海市被依法处决… …周铁生1980年参加了朱子昭为首的抢劫集团，并集资购买汽车、手枪等作案工具，密谋抢劫我南通银行提解的巨款，犯罪份子朱子昭已通缉在案……”

1986年4月29日，南通银行正式命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成为中国银行第九家海外分行。

1994年10月，蒋体美在国内刑满出狱，返澳门后被警方拘捕。蒋体美之前缺席审讯中，被判监23年，他不服裁决上诉。1995年5月28日，澳门法院裁定蒋体美罪名成立，判入狱20年。蒋体美因该案已在内地服刑11年，在澳门获3次特赦减刑7年，实际要服刑2年。

同案包括朱子昭在内的冯志业、麦志成、邹伟安、黎顺厚等另外7名被告，仍在逃。

朱子昭从小就不安分。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小聪明，眼睛骨碌碌的，父亲叫我戴副眼镜，说我会有很多官非。”

1967年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广东省各党、政机构陷入瘫痪，社会大乱。3月15日，广东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东省造反派群众联盟“红旗派”，与支持军管的人“东风派”发生武斗。4月18日在两派群众会议上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定调，指责“东风派”（也称为总派），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红旗派”（也称，旗派）则是“革命造反派”。

1967年7月，旗、总两派摩擦不断加剧，首次大型武斗前奏发生在7月20日。广州市西郊华侨糖厂两派从张贴标语发生辩论，进而升级至暴力冲突，参与者包括厂内人员、周边农民和少数中学生。7月21日下午，旗派被包围人员得到接应突围，事件结束，旗派八人死亡，其中一名是糖厂副厂长，30多人受伤。此事激起旗派愤慨，广发通知，召集各组织，7月23日下午在越秀山球场举行声势浩大追悼会，抬尸游行示威。

总派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广州总部”，拟定于同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两个聚集地相距甚近，中山纪念堂位于越秀山球场进场必经之地。旗、总两派发生暴力冲突，总派学生有备而来，在纪念堂截击游行队伍。冲突武器为匕首、木棍、砖块和少量步枪，较流行的是锯尖了的水喉管。伤亡人数有统计称50余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住院治疗，轻伤不计其数。

时年14岁的朱子昭加入了红旗派，并在这场武斗厮杀中一战成名。8月11日，旗派民警、复退军人、工人、干部、学生，组成“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简称红警司。

1971年，朱子超所属的红旗派失势，朱子超被其他派系追杀，遂偷渡到香港，其后取得香港身份证。后来电影《省港旗兵》之所以会如此命名，正是从朱子昭所属的“红旗派”而来，“旗兵”即红旗派的红卫兵。

几年后，朱子超与刘庆珠结婚，他们的女儿朱雯彦于1979年出生（后来成为台执业律师)。

在犯下澳门南通银行劫杀案后，国内警方曾悬赏人民币100万元通缉朱子超。这大概是他的很多同伙犯案后逃回国内，而他本人却选择逃往马来西亚的原因之一。在逃亡马国之前，朱子昭为他将来逃向台湾留下了伏笔，他将在自己做澳门的始末写成报告，寄给了两蒋在香港的准情报组织“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现改名为中华救助总会）负责人谷正纲（1902—1993，国民党CC系要角）。在报告中他声称，自己并未参与劫杀案，只是因为与案件嫌犯认识才被澳门警方冤枉了，抢劫的那天并未在现场，那都是别人干的。

1982年，朱子昭持一本名为“张炳坤”的假护照到达台湾。

同年，18名大圈仔（其中有朱子昭的妹妹朱佩瑜，以及5名南通银行劫杀案的同伙）搭乘渔船，从屏东枋山渔港偷渡上岸，朱子昭负责接应。台警备总司令部（台前情报部门之一，现已裁撤，大部分职能归台海巡署，其他职能划归其他部门）获得线报后，将包括朱子昭在内的11人抓获。香港警方获知后要求引渡朱子昭在内的6人，当他们被押解到台松山机场即将遣返时，朱子昭拿出那一份寄给谷正纲报告的副件说，他与“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有信件联系，你们可以核实。

台警备总司令部核查后，确有此事。那个年代，台岛仍处于戒严之中，两岸关系探亲尚未开发，仍处于一种准军事紧张的状态中。朱子昭的这一系列动作起了作用，台警备总司令部认为他是“返供义士”，可以利用做一些情报工作，于是没有将他遣返，而是送到绿岛接受5年“保安管训”。所谓的“保安管训”其实是对他进行初步的间谍方面的培训，让他提供香港、国内的一些信息。

1987年朱子昭出狱后，两岸关系逐步缓和，因为在国内和香港被悬赏通缉的原因他也无法潜入开展情报工作，于是就被当成了一步闲棋或者说弃子晾在了一边。不甘寂寞的朱子昭将他在广州、香港、澳门的黑色关系拾了起来，开始经营贩卖枪支、毒品以及珠宝走私生意。另一种说法是，朱子昭重拾过去的关系，也是台情报系统授意，意图通过他的关系构建一个横跨陆、港、澳、马的情报网。

1990年11月，台北市万华分局警方接获线报，有大圈仔在西门町活动，刑警在朱子昭在八德路住所及另一同伙家中，起出四把手枪以及一把AK-47长枪。据说，警方还在他的保险柜内搜出了安非他命等毒品，以及台北警察的相关资料。因为案件牵车到了台国防情报部门的一位中将，案子虽然查清了但并未大办，仅仅以非法持枪为由将朱子昭判处一年两个月徒刑。坐牢期间，朱子昭与刘庆珠离婚。不过，直到逃亡之前，俩人与他们的儿女仍然生活中台北市信义区的一处豪宅内。

很快，朱子昭“大圈仔”的身份就被曝光，他在“香港、澳门打劫，台北股市洗钱”的新闻也被传的到处都是，国内警方悬赏100万人民币通缉他的新闻也被曝光。

2022年，朱国荣在他的一处高尔夫球场。

1994年，朱子昭出狱后向台户政事务申请改名，他说：“名字中间有个子，好像小孩子，报纸一大堆朱子昭的新闻，做生意不方便。”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于是，朱子昭皆成过往；朱国荣获得新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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